目前分類:褚士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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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高中同班同學的LINE群組,不知道誰找出了當時某一次段考全班的成績單,我很驚訝地發現我的名次在班上是吊車尾的,而且還有些科目,在滿分一百分的標準下,只得了二十九分。

現在回頭來看,這樣的高中生,考出這樣的成績,實在不怎麼優秀。

可是當時的我,卻真心覺得這樣的自己,已經夠好了。因為當時的我,想做的事情很多,想成為游泳選手,正在學習吉他,每天下課認真打工存錢,準備去旅行,想多花時間跟朋友鬼混,想讀很多跟課本無關的書。

現在的我,完全不記得那一年的歷史考試考了什麼內容,答錯的化學方程式又是如何,但是這並不代表我不優秀。因為那些時間,我做的那些事,雖然沒有讓我成為游泳選手,但是我到現在為止,泳技還是很不錯;雖然沒有再碰過吉他,但是到西班牙的時候總是對於古典吉他音樂特別欣賞;當年我們那些沒有在讀書的高中同學,都成了一輩子非常好的朋友。每年我會去很多地方旅行,讀很多的書,這兩件事變成了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對自己的財務管理能夠負責,有所規劃,也都是拜那段時間之賜所養成的習慣。因此數學只考了

二十九分的我,其實並沒有不夠優秀。

我很認同日本一位人力資源專家新田良對於「優秀」的七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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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時常聽人說:「我已經來不及了。」

但是來不及,其實可以分成兩種。

 

第一種來不及,是假的。

說這句話的人,有時候是退休以後,才「發現」自己這輩子都忘記存錢、理財的老人。有時候是在高齡九十多歲老母親的喪禮上,一個六、七十歲的兒子,不勝唏噓地說自己還「來不及」讓媽媽過好日子,去遊山玩水,怎麼就這麼快走了。

這樣的「來不及」,之所以不是真的,因為任何旁觀者都看得出來,這個人活了大半輩子,怎麼可能「沒時間」存錢、做理財規劃?怎麼可能「沒時間」陪伴母親?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他根本覺得這件事情不夠重要。重要的事情,我們永遠有時間做,像是無論再怎麼忙的人,發現自己罹患重症時都會突然有時間進醫院,而且要多少時間,就有多少時間。罹患重症發現時已經來不及治療,除了極少數例外,大多數是覺得「沒時間」養成習慣過健康生活、或是定期健康檢查的人,但假的「沒時間」,造就了真的「來不及」,說不定有一天我自己也會加入這個浩瀚的陣容。

會說「沒時間」的人,往往忘記人生其實沒有「結果」,只有「過程」。他們為自己規劃了人生進度:要在幾歲的時候,做到什麼事;要通過什麼考試,取得什麼證照;賺到人生的第一桶金,第一間房子;幾歲的時候生孩子,甚至連性別都決定好了,但是人生怎麼會有「結果」呢?如果一定非說個結果不可,那就是「死亡」。死亡是人生在世唯一的結果,也是共同的結果,雖然有先後早晚,但是不分貧富貴賤,一律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非常公平。

剩下的,就只有過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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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士瑩◎文

我喜歡二○○二年成立於德國的NGO非營利組織「汗得學社(HAND  Initiative e.V.)」簡單明瞭,然而意味深長的宗旨:透過對話,以雙手實踐人道的、另類可能的、與自然和解的生活方式。就像心理學家皮亞傑說的:「智慧的花是開放在手指尖上的。」動手的重要性,實在是被現代人太過忽視了。

我之所以喜歡汗得學社強調以「雙手實作」來實踐人道援助精神、打造另類可能空間、尊重自然主體,來達成奠基於對話的合作機會,是因為我認為用雙手「做」本身,對於現代人有種難以言喻的魅力,像餅乾如果加上「手工餅乾」,茶葉描述為「手採一心二葉」,整個就美味起來,手做,可能是具體東西的製造,通常有可見的材料,像是製作小提琴,做標本,捏陶,也可能是每個人易於描述的事,比如說做飯、做頭髮、做文章等等,可惜無論是哪一種手做,年輕人很輕易就會聳聳肩然後說出「我不會」三個字。

但是我想說的是:不常使用雙手的人,就不明白犯錯如何及時修正,也因此永遠無法坦然面對生命中必然會出錯的種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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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士瑩◎文

在緬甸北部臘戌市區街上的一位醫生,這位六十歲的老醫生已經在同一家私人診所看了三十年的病,基本上整個臘戌地區,幾乎沒有人不曾給這位叫做Sai Mauk Kham的擺夷族醫生看過病,街坊老一輩的人也都還記得,醫生年輕時曾無緣無故被抓去坐牢,釋放後也不能自由行動,無論去哪裡都得跟警政機關報案,他也因此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除了每天看看病,就喜歡打打高爾夫球,不問世事,臘戌一帶的人,都喜歡這位醫術高明的醫生,每天門口都大排長龍,從沒病只是想打劑營養針安心的老人家,到被毒蛇咬傷腿腫得像氣球的樵夫,都想見他一面。

結果二○一○年底,聽說是一場擺夷族過年的慶典上,軍政府看到當地百姓都這麼喜歡他,於是不由分說,就把這位出了這鎮上沒人認識的老醫生拉去參選,成了第一位「民選」的副總統。政府的如意算盤是,沒有背景又是少數民族出身,藉由他來管理少數民族,應該再好不過!

但是有趣的事情發生了,自從臘戌當地的人民,一知道他們從小到大敬重的擺夷族醫生,無緣無故變成了傀儡副總統的那一秒鐘開始,就變得一點都不喜歡他了。

這件事情,讓我有機會向自己說明,為什麼我總是寧可在NGO做第一線的工作者。

「不用你的人脈去做生意,好好賺一筆錢,多麼可惜!」
「你念政治的又有那麼多的國際經驗卻不去從政,多麼可惜!」

就連有一次,我把在義大利騎腳踏車時輪圈卡在水溝蓋撞歪了,帶回台灣修理時,幫修摺疊式腳踏車的師傅,都惋惜的對著我的朋友說:

「他不頂著旅遊作家的招牌去主持電視節目,去做甚麼NGO,多麼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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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士瑩◎文

美國Men's  Journal雜誌的記者Steven Russell,在採訪維京集團的總裁李察‧布萊森(Richard Branson)的時候,問他如果可以給年輕的自己一個忠告的話,那會是甚麼。

「我會告訴我自己,多說一些Yes。如果多說Yes的話,人生就會更加豐富、多彩。(I will tell myself to say yes a lot more. Life is far richer and more exciting if you do.)」

對沒有十足把握的事情說Yes,就是踏出自己的舒適圈(comfort zone)。

教育學的「舒適圈理論」,意思是形容所有人都生活在一個無形的圈子裡,這圈子裡面有熟悉的環境,與認識的人相處,做自己會做的事,所以我們感到很輕鬆、很自在。一旦我們踏出這個圈子的範圍,馬上就會因為面對不熟悉的場合,自在的程度降低而感到不舒適,很自然的想要退回到舒適圈內,這解釋了很多時候,我們為甚麼會選擇說No,而不是Yes。

從學生時代開始,一次又一次或長或短的旅行,我認為自己已經刻意跨出舒適圈,讓自己有機會克服不同的挫折與挑戰,畢竟跟一般舒適圈很小的上班族比較起來,我不怎麼擔心錢不夠(錢再賺就有了),會害怕請了三個月長假回來找不到工作(工作再找就有了),旅行讓我很容易就克服了這兩項擔憂—只要讓自己成為一個有專業的人,「生存」就變得很簡單了,錢不夠的話總是再賺就有,工作沒了的話總是再找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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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士瑩◎文

高中的時候,第一次存夠足以當背包客旅行的一點費用,因為錢不多,能去的地方自然也無法太遠,所以選擇到南亞的印尼,這大概是我人生第一次到海外長住的經驗,雖然當年的旅行細節已經模糊不清,但每當我被問到為什麼決定在NGO組織工作的關鍵性決定時,就必須回到那個暑假。

當時為了節省旅費,常常搭夜車到目的地,不但節省白天花在長途交通上的時間,也省下了旅館的住宿費。或許這樣的克難旅行方式,讓我看到即使印尼當地的中產階級也看不到的貧困景象,每天早上當火車或是巴士停靠在車站,我一推開門迎面而來迎接我的,不是燦爛的朝陽,也不是清冽的空氣,而是一雙雙伸出來向我乞討的小手。

我心想如果不給錢的話,是不是代表我就是壞人?但,給錢就一定表示我是好人嗎?

「可是給了你,我自己就沒有了。」我聽到自己跟自己說。
「我也是辛苦工作,才好不容易存一點錢來旅行的,為什麼你跟我要,我就一定要給你?」我感受到自己的內心浮起一絲不悅。

但是看到三歲開始每天挑水的孩子,他的窮真的是因為來自懶惰嗎?而我真的是比較勤勉嗎?還是我只是比較幸運,生在一個即使只領最低薪資也存得了一些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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