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成為了中文作家

──二○一五年七月十九日,香港書展演講稿

(摘錄)

  我當初怎麼也沒想到,自己這輩子會寫這麼多中文書的;畢竟我是日本人,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又全是日本人。在我長大的環境裡,家裡、周圍都沒有人講中國話,更不用說看中文書、寫中文書了。這(照片一)是一九九五年,整整二十年以前,我出的第一本中文書,是在香港出版的。也就是說,我的中文寫作生涯,其實是從香港這個地方開始。

  來香港書展演講,我是去年第一次收到的邀請。可是,去年各方面都無法調整,沒能來。今年,又收到香港來的電郵,寫著這次的總主題是:從香港閱讀世界,一讀鍾情。我覺得特別巧。因為我自己年輕的時候,曾有過「從香港閱讀世界」的親身經驗。至於「一讀鍾情」,更不止一次了,好像有過三、四次的「一讀鍾情」促使我用中文寫作。所以,這次,我怎麼也要來講講自己的:從香港閱讀世界,一讀鍾情。

我是土生土長的東京人,一九八一年上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才開始學中文。中文是我的第二外語。當年在日本,每個大學生除了英語以外,都還得學一門外語。在我們早大政治經濟學系,第二外語的選擇有:德語、法語、俄語和漢語。大多數學生,要麼選修德語或者選修法語。畢竟,自從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是一直向西方學現代化的;民法學法國的,刑法學德國的。另外,法國有沙特、卡繆,德國則有湯瑪斯‧曼、赫曼‧赫塞,因此上大學讀法語、德語,對日本學生來說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的選擇。俄語呢,就是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語言了,而二十世紀日本的社會科學,在很多方面都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所以,大學的社會學科也一定教俄語。

結果,政治經濟學系一年級的學生,分成三十個外語班,其中漢語班只有兩個,一百名學生而已。而在那一百個學生裡面,我偏偏是唯一的女學生,百分之一。這麼一來,老師每次進教室來,都很自然地找找我在不在。班上唯一的女學生是沒辦法曠課,也沒辦法偷偷睡著的。所以,雖然是一個星期只有兩堂課的第二外語,我非得認真學習不可了。

好在我跟漢語普通話, 顯然很有緣分, 從第一次上課開始,我對它很有好感,非常喜歡。最初,我主要覺得有聲調的語言很好玩,聽起來悅耳,說起來又跟唱歌一樣令人高興。可以說,我發現學中文帶來感官上的快樂。那是第一次的「一讀鍾情」,或者說「豔遇」吧。

……

常有人問我: 一個日本人, 為什麼用中文寫作? 我最初說,寫文章就是寫文章,人家要我用日文,我就用日文寫;人家要我用英文,我就用英文寫;人家要我用中文,我就用中文寫罷了。但從市場的角度來看,當初一九八○、九○年代,用中文寫作的日本人少到幾乎沒有,所以我用中文寫,需求反而最多。另外,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說,中文是外語,寫起來,不可能像母語那樣流暢快速。反之,需要去找一個接一個合適的詞串下去,猶如串珠鍊,猶如寫詩歌一樣。那感覺,給我帶來創作的樂趣,乃寫日文時感覺不到的。

從一九八七年底到九四年初, 我居住於加拿大多倫多。當時那裡共有五個唐人街,有講台山話的老華僑,從香港、台灣去的新移民,也有從中國來的留學生。他們彼此間,背景不一樣,政治上的認同、說話的口音也各有各的,但是大家吃的都是中國菜,於是都到唐人街買菜,而且順便買中文報紙、雜誌。報紙的話,他們買北美刊行的中文報,因為新聞講新鮮。雜誌呢,則要買香港出版的了。好比是東京的馬來西亞華人買香港雜誌一樣,北美的中國人、華人都看香港雜誌取得關於中國政治經濟等等的信息。香港報刊的讀者,在南洋、在日本不在話下,遠在北美、歐洲、澳洲、紐西蘭都有,當年簡直分布於全球,因為全球每個地方都有中國人、華人看中文雜誌。

一九九○年代初,我在加拿大每個月寫一篇中文文章,寄到香港去發表。神奇的是,我最初用航空信件郵寄過去,後來用傳真發過去的文章,兩、三個星期以後登在香港出版的雜誌上,再過幾天,不僅我本人在多倫多公寓的信箱裡收到,而且在唐人街的書店都出售了。當時在多倫多大學、約克大學的留學生宿舍裡,一份香港雜誌在好幾十個中國留學生、華人留學生之間傳閱。結果,我在多倫多唐人街,不知幾次遇到過專欄的讀者,是因為我的名字有點特別,很容易被別人發現所致。

另外,香港編輯部轉來的讀者來信,有匈牙利布達佩斯的漢學家寄來的,也有東馬婆羅洲,熱帶雨林裡的華人橡膠園主寄來的。通過一份香港月刊上的小專欄,我說,在世界很多國家都擁有了讀者,可是一點也不誇張。一九九○年代末,網際網路普及之前,那可是一件非常不簡單的事情。而對一個寫作者來說,直接聽到讀者的反應是無比大的回報。我對中文寫作逐漸上癮,戒不掉,恐怕最大的原因是這一點:到處都有讀者。

我離開加拿大以後, 從一九九四年四月到九七年七月,在殖民統治末期的香港居住了三年三個月。在那段時間裡,我除了給日本媒體寫稿件之外,還替《星島日報》、《信報》、《明報》、《蘋果日報》等等香港報紙, 寫過專欄。在全世界,當年香港無疑是報紙種類最多的城市,而且每份報紙每天刊登好多個專欄,所以香港也應該是全世界專欄作家最多的地方了。住在香港的一九九五年,我出了第一本中文書。記得當時有個香港作家告訴我說:香港作家協會的入會資格是,至少出過兩本書,因為在這裡,出過一本書的舞女、吧女特別多。

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總之我至今都印象深刻。

一九九七年七月香港回歸中國,同一個月我也回到日本去了。這之後的六、七年時間,我大體上為台灣報紙、雜誌寫中文文章。最初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上寫了前後三年的〈三少四壯集〉,後來也在《中央日報》、《自由時報》、《國語日報》、《聯合報》以及多份雜誌上寫過專欄。並且從社刊行散文集。由於歷史因素, 台灣讀者對日本事物很有興趣, 而且對日本事物有興趣的台灣讀者又非常多。日本時代過來的老年人有懷舊的心情。戰後長大的一代,則對父母、祖父母時代的台灣抱有很強烈的好奇心,恐怕是因為他們曾經被禁止知道日治時期的歷史。例如電影《海角七號》的魏德聖導演,我跟他對談以後才真正明白:他對日本的興趣其實完全來自他對台灣歷史的興趣。我二○一○年出了一本台灣專書《臺灣為何教我哭?》,是獻給魏德聖導演的。

 (演講稿全文未完)

本文摘自《東京閱讀男女:新井一二三解開創作者的祕密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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