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病

二○一五年，日本書店的排行榜上，充斥著「貧困」兩個字，例如《最貧困單身母親》、《最貧困女子》、《女性們的貧困》、《單身母親的貧困》、《把貧困推給孩子的國家—日本》、《貧困大國美國》、《孩子們的貧困》、《反貧困》、《現代的貧困》等等。若說二○○○年代日本社會的關鍵詞是「格差」（落差），二○一○年代的顯然是「貧困」了。

我們一代人還清楚地記得，上世紀七○、八○年代的日本曾標榜「一億總中流」，意味著大多數國民擺脫了貧困，而成功地進入了中產階級，彼此的差別只在於中上、中中、中下之間。細看當年出版的書籍目錄，若在標題中有「貧困」一詞，指的要麼是一九二○、三○年代的世界蕭條，或者是印度、非洲等開發中國家面對的挑戰，總的來說是別人的事。

日本社會一時消滅了貧困，未料，從一九九○年代起，國家經濟又開始緩緩走下坡，書店裡出現了關於「homeless」（無家可歸者，台灣人好心稱他們為「街友」）的報導文學。因為本地原有的乞丐、流浪漢等早就跟「貧困」一起滅絕了，只好借用美國名詞來稱呼那些新出現於都會後街的族群。日本媒體當初把他們視為富裕社會的副產物：只要丟棄自尊心，從餐館、便利商店後面的垃圾桶撿來剩飯或者剛過了賞味期限的食品，生存並不是很困難。然後，來到二○○○年代初，小泉純一郎首相的長期政權。他和親信經濟學家竹中平藏都是美國式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信奉者，「自我責任」成了社會上流行的口號。政府緩和勞務派遣法的規制，結果導致低薪臨時工的激增。社會上，「勝組」（勝利族群）、「負組」（失敗族群）、「格差」（落差）成了流行語。

二○○三年，當官僚出身的經濟學家森永卓郎出版《年薪三百萬圓時代的經濟學》之際，大多數日本人以為該書的標題太誇張了，因為此間上班族的共識是：年薪一千萬是不難實現的目標，三百萬則連作為起薪也嫌太低了。誰料到，沒幾年工夫，至少對年輕一代來說，三百萬是很現實、非接受不可的數目了。其實，這些年來，收入的兩級分化是全球性現象：少數一部分人賺大筆錢，多數人的收入卻低迷。森永的預測來自對世界經濟潮流的觀察，並不是算命算得準。

大家轟轟烈烈地討論了幾年「格差」以後，有人忽然指出來：當下的問題不再是相對的「格差」，而是絕對的「貧困」了。二○○七年，社會福利學者岩田正美發表《現代的貧困—working poor╲homeless╲社會救助》一書，第一章的題目就是：從「格差」到「貧困」。書名中有兩個英文名詞「working poor」（有職貧困族群）和「homeless」（無家可歸者、街友），表示當代日語裡沒有語義相同的詞，可見在二十一世紀初的日本，「貧困」是消滅了多年以後，重新被發現，重新被定義的現象。

本文摘選自大田出版《東京閱讀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