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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時常鼓吹年輕人一定要在三十歲以前,給自己一段至少三個月在海外long stay,無論是背包旅行也好,打工度假也好,參加海外志工,出國留學,念語言學校,出差外派都無所謂,總之就是給自己一段不算短的時間到海外去居住生活,沒有一定要幹什麼,但是我保證這將會是每個年輕人,這一生能夠給自己的一份最大的禮物,在這三個月過後,必然會得到一輩子受用不盡的收穫。

聽起來太過簡單,彷彿我是到處行騙的江湖術士,出國代辦的旅行社,或是誘拐青少年的狂熱分子,但請容我隨便舉例,古今中外,無論是藝術家畢卡索、大文豪海明威、美國總統歐巴馬,還是畫家高更,海外多年的生活經驗,都變成他們人格或作品裡面,一個璀璨的亮點。

雖然我這麼相信海外生活經驗的好處,但也一直無法僅用個人的經驗,來證明這個理論,終於,最近有心理學家在《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人格與社會心理期刊)》期刊上,證明了海外long stay跟成就之間的緊密關聯。

這份研究報告是由法國INSEAD商學院William Maddux博士還有芝加哥Kellogg管理學院的Adam Galinsky博士合作的,他們針對55個在美國留學的外國學生,跟155個來自美國主修商學的本地學生,一起接受創意實驗,每個學生面前有一根蠟燭、火柴,還有一盒圖釘,然後要求學生把蠟燭固定在厚紙板做成的牆上,卻不能讓蠟滴到地板上,結果有60%海外學生或是有在海外居住經驗的美國學生,找到解決方案——拿圖釘的盒子當燭台,然後用圖釘把盒子固定在紙板上,可是沒有在海外住過的美國學生中,卻只有42%找到這個辦法。

接下來,心理學家又讓72個美國人跟36個外國人一起測驗創意談判技巧,配對的學生,其中一個要扮演加油站老闆(買方),另一個扮演求職的員工(賣方),測驗之前,加油站老闆得到的指示是:員工要求的薪水是加油站負擔不起的,而求職者得到的指示是:他開出來的薪水已經是最低的底價。

在這看似無解的困境中,有海外居住經驗的學生,高達七成雙方達成協議(加油站老闆給新員工一個管理職稱,但是只付比較低的工資),反觀沒有在國外生活過的對照組,卻沒有任何一組達成協議。

為了避免這個實驗的結果是因為「有創意的人比較有可能選擇去國外居住」,這兩位心理學家先幫每個學生做了性向測驗,確定每個接受實驗的學生都有開放接受新體驗的個性,也控制排除其他的變因,確定除了海外長住經驗以外,這些受試者性格之間沒有其他的變數。

讀這篇報告的時候,讓我回想起在埃及求學的時候,中東長期存在的緊張關係,讓每個人隨時都處在機警的狀態,因為隨時隨地都可能會有自殺炸彈客,所以無論是上學進校門,去麥當勞吃漢堡,還是去購物中心買東西,都養成接受金屬探測器檢查的習慣,突然聽到聲響也會立刻先臥倒再說,之後再搞清楚是炸彈還是爆胎。帶著這樣的經驗搬到美國後,有一個夏天的中午,我跟幾個同事坐在公園裡面吃三明治當午餐,結果忽然一聲巨響,一群人之中只有我跟大衛兩個立刻臥倒,其他人只是呆住不動,後來很快發現原來只是其中一個女同事擺在太陽底下的打火機,因為中午的太陽直射過熱而爆炸,於是同事們都取笑我和大衛,當時我覺得很丟臉,可是心裡頭也覺得美國人太單純,「萬一真的是危險爆炸物的話,該怎麼辦呢?」

我跟大衛兩個,發生這件事後,在公司裡成為相當要好的朋友,才知道原來他從少年時代開始,每年夏天就會到尼加拉瓜去當醫療義工,所以也曾經遭遇過游擊隊的威脅,我們之所以友誼很堅固,因為我們知道,雖然其他同事們渾然不覺,但如果那天中午真的發生什麼事的話,這群人中能夠倖存的恐怕只有我們兩個。不久之後,美國發生911恐怖攻擊,所有機場安全措施戒備森嚴,大部分的美國人覺得很難適應這種新的現實,但是我卻只是淡淡的說:
「這只是表示美國從此要跟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小心罷了。」

因為不只是中東,內戰不休的菲律賓、印尼、緬甸,也都是這樣的,因為習慣了,所以並沒有感覺到特別的不方便。但是為了我這麼說,一個美國朋友還因此跟我吵了一架,認為我太沒有愛國心,先進的美國怎麼可以跟落後的埃及一樣呢?他卻完全沒有想到,我本來就並不跟他是同一國的。

就像拿著台灣的護照,時常要經歷無數繁瑣的細節辦理各國的簽證,隨身帶著各式各樣的文件,已經不覺得有什麼奇怪,但是要美國人僅僅是養成出國帶著護照過國境的習慣,到加拿大或墨西哥,卻簡直難上加難,每天都有無數粗心大意或證件不全的美國人被擋在海關,氣急敗壞不理解為什麼不能像以前那樣,光拿駕照或出生證明就可以暢行無阻?

我有個英國同事,非常會談判,讓我很佩服,有次我問他究竟是怎麼訓練出來的,他聳聳肩說:
「因為我大學時代剛搬到德國去住的時候,不管問什麼問題,第一個答案永遠是NO,久而久之就讓我變得很有談判技巧,要不然根本就活不下去了啊!」

也難怪有研究者宣稱,會說兩種以上語言的人,日常生活上的應變能力,也普遍比只能說一種母語的人好。

荷蘭政府為了幫助新移民,會開設免費的「imburgieringcursus」課程,讓剛搬到荷蘭的外國人,不單知道要怎麼幫孩子申請學校,也知道在哪家商店購物比較便宜,但是大部分的國家並沒有這樣的完善福利,所以我們就要學習如何用另外一個語言,用另外一種對方能夠接受的文化觀點,來跟當地人談判,以求能夠順順利利達到我們想要的目的,才能夠順利生活,這種能夠透過不同觀點,學習看待世界的角度,就是海外生活最大的益處。

當然,國界並不是唯一的界線,比如一個在東柏林長大的人,搬到北京朝陽區奧運村旁邊生活,應該不會有太大的適應困難,但是要一個在台北長大的都市人,到外地工人聚集的皮村,雖然行政區同樣是北京朝陽區,而且同文同種,一個台北人卻可能比一個德國人更無法適應當地的生活。

摩門教教會將他們的年輕人派到海外宣教,有如兵役,兩三年下來,宣教的成果如何反而是其次,對教會來說,最大的貢獻是,每個年輕男性教徒都因此而深入了解一個外國文化,也至少會說一種外國語言,因此在職場上他們往往是企業爭相聘用的對象,這個優勢也讓他們的薪水比平均一般的美國人更高。高薪的教會成員自然會轉化成為教會更多的捐款,這些優秀具有國際觀的父母,也會因此養育更優秀的下一代,讓教會勢力可以不斷往社會的金字塔頂端邁進。

勇於面對外在環境的改變,帶來內在的轉化,讓我們因此知道,達成一個目的至少有兩種方法(也知道如何用兩種語言描述同一件事物),學會更有耐性,更有同理心,更能豐富地想像,也更能夠把他人納進自己的視野當中,這可能不是那份研究報告中所說的創意或創造力,更像是取得生命的指南針,讓我們在人生的汪洋當中,比較順利的辨識夢想的方向,並且不斷向前。


※本專欄下次上線時間2010年7月30日
摘錄自褚士瑩7月新書《每天多愛地球一點點》,全台熱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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