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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機會可以幫助一個人改變生命,我們會不會挺身而出?

面對這樣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大多數人大概連想都不想,就會說:「當然囉! 那還用說嗎?」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又是怎樣?

我最近工作的一艘豪華郵輪上,有一個八人樂團,樂團團長是我的好友,團裡的最新成員,是個很有天分但是讓大家都覺得很頭疼的二十三歲年輕鼓手,來自芝加哥相當富裕的社區,要上船之前滑雪扭到腳還沒復元,但是跟船醫約好時間卻連續八次缺席,還強烈抵抗船醫要做的身體檢查,莫名其妙討厭那個醫生,還因此出言不遜,讓醫生一狀告到他老闆那裡去。

鼓手跛腳已經夠讓人頭疼了,上船前竟然連一件襯衫一條領帶都沒帶,同事借他一件上台穿的黑襯衫,結果連穿了十九天也沒送去洗衣部換洗,部門老闆要自掏腰包給他一百五十美金治裝費買襯衫也被拒絕,說他自己有錢可買,看著月升月落,就是沒看到他去買那件傳說中的襯衫,每天還是穿沾滿污漬的那同一件。

他老是搞不清楚工作的時間地點,宣布事情的時候聽而不聞,之後一問三不知,上台五分鐘前突然找不到樂譜,焦慮之下立刻造成全團的大恐慌,一張合約書遲遲不簽字也不繳回,讓人事部跳腳,演出前大搖大擺坐在客人專用的吧檯上等開演,被糾正時還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有錯,卻覺得大家老找他麻煩,只要講他兩句就情緒不穩定,甚至對著上司口出髒話,卻堅持他什麼錯都沒有,覺得自己真倒楣,無論到哪裡都被找碴。衝突事發一小時後,卻又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似的,還跟團長真情告白說以後真希望跟著他到別的船上去工作,嚇得我這朋友立刻說:「慢點兒,慢點兒,我對你還沒有這種感覺!」

他的鼓打得很好,極有語言天分,能說流利的德語,但從小住在芝加哥的他,卻完全搞不清楚芝加哥開車朝東北方去一兩個鐘頭過了國界,就是加拿大的魁北克省,雖然他從小到大跟著家人去度假不曉得無數次。如果在軍隊裡,這人就是天兵。幾個禮拜下來,我這向來厚道的團長朋友終於被這年輕人搞得神經衰弱,私下跟我說他決定對這天兵按照規定記過申誡懲處,只要記了三次過,他就得自己買機票捲鋪蓋回家,而且永遠不會再被僱用。

這時,我終於忍不住沉默,跟我的團長朋友說:
「有沒有可能他有亞斯伯格症(Asperger)?」

之前為肯納基金會的一些計畫工作,朋友中剛巧也有專事亞斯伯格症病友的家教老師,或病童的家人,因此累積一些病友接觸的寶貴經驗,讓我對妥瑞氏症或亞斯伯格症,比一般沒有接觸過的人多了一些常識,知道患者常以自我為中心,難以了解他人想法與情緒,容易生氣、焦慮。相對的,通常擁有專注、誠實、忠於自己、有毅力、具特殊才能的優點。歷史上英國文豪歐威爾、音樂天才莫札特、西方哲學泰斗康德等大師,都是亞斯伯格症候群患者。

我在幾次飯桌上閒聊中,的確注意到他在飯桌上會堅持只說自己有興趣的話題,重複別人的話,而且對別人的反應特別敏感,很在意別人的看法、嘲弄或挑剔,即使只是沒有惡意的嘲笑,他也會立刻變臉,起身就離開,留下一桌人面面相覷。
一九四四年維也納小兒科醫師亞斯伯格提出四位有社交互動缺失男孩案例,才讓亞斯伯格症開始受到注意。根據美國的統計,五百個孩子中就會有一個亞斯柏格症兒童,每千名七到十六歲的兒童中,約有三點六至七點一名為亞斯伯格症。比例上高於唐氏症一倍,但是社會上其實有很多沒被診斷出的亞斯柏格症患者,在職場上被誤認為情緒障礙或問題人物,或「白目」。雖然我不是醫生,也不知道這個芝加哥鼓手是否曾經接受過診斷,但我知道即使二、三十年前,還沒太多人知道什麼是高功能自閉症或亞斯伯格症,所以大部分的成人患者,有可能一輩子就只覺得自己很倒楣常會惹上麻煩,或是「容易犯小人」。

就像自閉症那樣,社會上一般對於亞斯柏格症兒童比較多了解,但是對於亞斯伯格症的成人,就很少去注意理解,因為很多高功能的患者可以順利取得高學歷,在職場上是醫生,是律師,像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曾經邀請過擔任精神科醫師的L醫師現身說法,他自己就是一直到三十歲擔任住院醫師時,因特異言行,才被醫院精神科主任發現並診斷確認罹患亞斯伯格症。

亞斯柏格症不像自閉症,並沒有明顯的語言發展遲緩現象,甚至還有語言天才,但又符合其他類似自閉症的種種社會互動性或特殊行為模式特徵,尤其在人際溝通方面有困難,因為他們對抽象的、概念的學習有困難,表現在人際互動上會不容易把握分寸,要不是顯得過分熱絡,就是格格不入,雖然語言技巧沒有問題,但在人際溝通上有著很大的問題。

我立刻上網找到一些亞斯伯格症的資料,給我的團長朋友參考。

我試圖說服鼓手的突然出言不遜,很可能因為執著特性所衍生的不知分寸,當要求不被接受時,會立即產生激烈情緒。他們對社會、別人感受的認知有困難,常想到就做,或對有興趣的事非常執著、投入,不知不覺中就容易傷害到別人,其實他們並不是有意去傷害別人。

有可能鼓手害怕做健康檢查的真正原因,是擔心被診斷出症狀,因此失去這份工作。

我並且用家教老師朋友的例子,鼓勵他不妨和鼓手建立起友好關係,別急著記過處分,而是給予支持性、指引性的心理支持,這個工作機會或許會改變他的人生。

一旦信任關係建立以後,作為團長的他就可以教導鼓手如何做社會判斷、社會應對的技巧和策略。因為雖然用藥物醫療方面上可以提供基本協助,但最重要的還是必須靠整個大環境的支持和協助,因為高功能的成人雖然某些障礙可能會隨長大而減小或有其他能力可以代替,應變的能力還是比較弱,仍需要旁人協助指導,所以雇主在工作變動時,應該給亞斯伯格症患者適當的準備過程,避免突然的變動造成適應困難。當然,父母或周圍的親友也不可太過關心,因為過度的保護跟愛反而可能會妨礙其學習自立的能力,亞斯伯格症患者要自己學習獨立,這樣在父母親去世或失去親友家人的保護後,才能自立自強、自力更生。

不管芝加哥鼓手是不是醫學定義的亞斯伯格症,他在職場上面對著社會適應的困難,都是顯然的事實。我的朋友作為鼓手的上司,面臨工作上的巨大顧客評分壓力,並沒有義務要犧牲整個樂團的表現,來幫助這個年輕人,大可跟總部反映,請他們隔天就換一個鼓手上船,但是如果他選擇做一些努力,說不定因此改變一個身陷徬徨的優秀年輕人的一生,問題是這個代價誰要承擔?對其他同事來說是否公平?我發現我沒有資格告訴鼓手的同事、上司、醫生,甚至鼓手本人應該怎麼想或是怎麼做,但是這件事情讓我思考,我有沒有道德責任或權力,試圖進一步幫助這個鼓手?如果今天這個年輕鼓手是我的下屬,是否我就有更多的責任或權力?我又會怎麼做決定?認為我們有能力改變另一個人的生命,是否根本就是過度自大的想法?

誰敢拍胸脯說,自己就是正常人?「正常」有多麼絕對?正常是否比「不正常」更值得歌頌?這個世界,本來就多樣多彩,誰有權力告訴別人該如何過活?我們日常生活身邊,或許都已經遭遇不止一個這樣的天兵鼓手,重要的是,在遠近親疏如此交織的世界上,我們在非親非故的陌生人生命裡,要如何扮演適當的角色?

很多時候,真正需要幫助的人,通常不在機構裡,也不在NGO或基金會舉辦的活動會場上,但是像我以一個NGO工作者自詡,在生活場景中遇到可能需要幫助的人,又該怎麼做?做多少?我應該在閒談中無意透露一點我對亞斯伯格症患者的相處經驗,讓他知道如果需要有人聊聊的時候,我會傾聽嗎?

有時候,我希望我做的所有決定都是對的,但我也知道那是幾乎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的。

鼓手,祝你好運! 我去買件黑襯衫送給你吧!

※本專欄下次上線時間2010年8月27日
摘錄自褚士瑩7月新書《每天多愛地球一點點》,全台熱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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