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我展開了漫長的寫作之路
－－專訪鍾文音
【編按】小說的每個場景，都下著雨，不管是午後雷陣雨，還是梅雨，島國的雨伴隨著鍾文音的青春創作，有了短篇小說《一天兩個人》的集結；小說裡的主角，都是兩個人：母與女，夫與妻，兩個高中女生，兩個死黨，男與女，男與男，他們一天又一天，嘗試明白自己的戰鬥。鍾文音闊別多年重新閱這十三篇小說，憶起與看見好久好久以前那個伏案桌前的自己：「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
Q：新書的序言可以說是妳重新再對自己做了一次提醒：我從不曾失去寫作的初衷，過去是，現在是，未來也是，在創作路上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這篇有如宣誓般的序言對妳的意義。
A：我說這本書是我的出生證明。在這條創作的路上，很多人雖然擁有這份作品的出生證明，卻也有很多人就此夭折，因為台灣這個母體並不健全來養活純文學的孩子，尤其如我這般的專業寫作者。我對於台灣作家生命期的縮短有很重要的憂慮，那就是創作者生活的窄化。我在長期的創作時間也面臨這樣的困境，你可能有段時間會很低潮，不想跟社會有任何往來，雖然表現上繼續如常，但內心是封閉的，不想跟社會有互動，我一直認為那是寫小說的致命傷。寫詩與散文只要有一個點的感覺，就足以擴張一個小品，但小說以人作主體，如果你的心是封閉的，就無法寫出小說。最近剛從日本採訪烏龍麵與企業家的生活歸來，其實透過這個方式也是想給自己歷練，像我這樣十多年一直沒有進入職場，跟社會的場域沒有太大關聯，有時寫小說會有與人脫節之感，但小說有如社會學，是對社會與自我觀照的生命力再現。我也是基於想要一種「動」的感覺，故刻意答應這樣的工作，雖然我早就不缺乏旅行，但我缺乏與不同類型的人的互動與觀察。這與我年輕時的心態不同，那時認為文學是孤傲的，現在我常朝相反方向看待，我覺得文學是與人親的，本質是充滿人的興味，年少時很排斥跟社會互動，好像自己的初衷會被染污，但我認為其實唯一能染污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心。所處的社會與環境是可以歷練你的，如佛家的轉煩惱為菩提。很多人覺得孤獨是要很純粹，對類似我這類又演講，又參予一些其他事務者會不認同，但我認為在繁華裡還能保持初衷的純粹與孤獨觀照的濃度才是最困難的境界。
現在的讀者被很多東西吸引，不同我那個年代，所以我很珍惜寫作這麼多年，仍被讀者珍視，現在重新出版這本作品，也是回應我的讀者：我仍然是我。
Q：本書收錄了十篇原版舊作，加添了三篇新作，總共十三篇，從最早一篇1990年〈妳說的我都記得〉到2012增補的〈放狗出去〉，這二十二年之間妳寫作風格的追求是甚麼？
A：寫作風格的演變是很自然的，我發現以前的寫法跟現在差異很大。以前是以一個旁觀的寫作者審視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關係，讀《一天兩個人》我的手中好像有一台照相機在觀看著裡面的角色，後來我的創作是把自己融入，我願意去揭開自己的血肉，與悲同悲；在《一天兩個人》的寫法則是作者與小說主角有所距離，唯恐揭露自己太多似的。實際上人願意揭露自己是源自於認識自己，年輕時的我並不是那麼想要認識自己，比較是躲在屏幕或觀景窗背後，透過觀照別人來折射自己內心的風景與諸多扣問。可以說是過去我觀察別人，後來轉變成我觀察自己，因此寫作的濃度越來越高，傷口越來越深，黑暗愈來愈暗（黎明前的漫長黑夜）。當你年輕時還沒有能力去認識自己，只能透過他者來回應自己，所以這本小說是我比較少見的寫法，多由觀察他人來折射自己，但現在我多從自己來折射自己：我作為一個寫作者的本體，其餘的他者多是附屬的。
Q：妳的短篇像午後雷陣雨，長篇小說像冬天的雪，細細密密下著，纏綿不休，回應妳剛剛所謂觀照自己，是用長時間的感受來理解自己。
A：觀察別人也是因為自己與他人遭逢，於是產生了很多錯身的故事。現在的寫法就是「我身」，「我身在此」，而過去是「與他者錯身」。而這個風格不太有人看過，因為這本書在1998年出版時壽命不長，僅兩千本。大田總編輯當時也有來找我，但我剛好前一天已簽給當時出版這本書的出版社。當時我並不了解出版的生態與狀況，好笑的是且把簽給別人要出版的稿子還影印一份給總編輯看，很單純地完全站在一個分享文章的角度……後來隔了一段時間沒有聯絡，大田總編輯再度主動來找我，才談成在大田出版的第一本書：《寫給你的日記》。沒想到多年後，這本短篇小說集又回到了大田。我想想當時自己完全不懂什麼社會化，小說〈一天兩個人〉裡的陳瑜剛社會化得慢，很像年輕時的自己，不容易找到自己的舞台。年輕時雖然有舞藝，但有可能會跳上一個不牢固的舞台，我常說寫作大於成為作家的欲望與本質。我喜歡寫作，這才是初衷。但寫作之後會不會成為作家則是沒有去想的。這本書是我年輕時的一個寫作座標。
Q：妳說《一天兩個人》是後來很多小說的原型，微型。爲什麼？
A：我的小說有一個特色，有時會重複出現一些場域。就好像你會看到莒哈絲不斷重複她母親的片段，那是因為作者想要用不同的方式或者語言再說一次，我的短篇小說集《過去》《一天兩個人》也有一些些重複可見的片段，年輕時候的場域，出現在我的部分小說裡，我一直忘不了那些場域，可見那時的孤獨有多龐大，《一天兩個人》出現的開羅紫玫瑰，《在河左岸》的寶宮戲院，那是我年輕時最無助的幾年，半夜會一個人在城市亂走，出走，於是我會用不同的字句或場景來描述。像《少女老樣子》《艷歌行》都曾用不同的人提到相似的地方，有些重複再現的場景，是因為纏繞不去的魅影猶在，這些片段的再現，一直到《艷歌行》才可說是做了一個終結。當時的畫面是這樣的：一個年輕女子已經開始寫作了，但她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要走到何方？常在台北街頭孤獨地搜索，獨自感知這這城市。我大概有兩三年的時間，像個夢遊者。從《一天兩個人》到《艷歌行》可以說是一個人孤獨亂走在城市的起與終。而《一天兩個人》作為一個我創作的原型，也是因為如此，就好像奧德賽永遠是踏上鄉愁旅程的原型，鄉愁雖不是我的主題，但《一天兩個人》就彷彿奧德賽般，踏上漫長的原鄉之旅。我的心就是我的原鄉，不斷地觀照著心。
Q：對這本書的感情？
A：《一天兩個人》是一個美麗的胚胎。雖然寫這本書時並不到成為一個作家的份量，但這個胚胎是可以長成的，我對之的感情是我開始認識「鍾文音」這個名字是可以寫作的人。寫這本書時我的字詞是完全沒有被訓練過的，因為我大學讀的是大眾傳播，日子大都浸淫在影像裡。小說裡有很多字詞是拗口（自創）的，讀者會看到一些奇怪的字眼。當年，我一直在尋找自己要走攝影或寫作，而這本書確立了我成為以文字作為主軸的創作者。我明白原來我是可以寫作的。後來的寫作則多有意識到最後會成型的樣子，但這本書的作品在當時是完全不知道會寫成什麼樣子。當時在很無明（無知）的狀態下得獎，刊登，出版……對這些其實我並沒有特別的想法，與之後被貼了很多得獎標籤的自己是有很大差異的。這本書也讓我看到自己當時作為一個青年嚮往藝術家的肖像，當你越來越擴大自己的時候，很容易遺忘當時的自己，很多人是因為看不到自己而擴大自己，於是回不到自己的原處。這本書是一個源頭，這漫長寫作與生命經歷，說是漫長，但其實也是一眨眼就過去了，我想這才是要更警覺的。對自我的生命要更加錘鍊與更加地敬畏它。
海明威《巴黎流動的饗宴》，五十六歲的海明威回頭去看他二十六歲在巴黎流動饗宴的樣子，那鐵定是今昔不同了。雖然我離海明威寫巴黎的年齡還甚遠，但我想以同樣的心情來回望我二十幾歲的文學座標，我很高興此時此的我仍站在文學的沃土上，既沒有變成媒體人，也沒有變成任何角色。作家當年所站的原點，往往也就是其之後所展現的本質，所蔚為文學的花園之初。一如《女島紀行》是我往後寫母親的最初原型，而《一天兩個人》則擴大了我往後許多的小說再現。
Q：有讀者覺得讀《一天兩個人》像看王家衛的電影，妳自己如何看？
A：王家衛電影給人一種主線不清，但風格強烈，也許我早期的小說也給讀者這樣的印象。這次十篇的編輯我刻意將一男一女的口氣穿插，我的主線就是青春茫然，青春哀傷，因為哀傷茫然，故青春時不會意識到自己青春，而哀傷是因為意識到自己要成為什麼才有所掙扎，為要接受被社會馴化而留下眼淚而哀傷。鳥會在籠子裡掙扎是因為牠知道自己有翅膀卻無法飛翔，年輕時我有翅膀但一直無法飛翔，於是辭了工作決定飛去紐約，現在想來那是一個任性（卻很重要）之舉。年輕時我非常固執且任性，任何人或事物都留不住我，如果當時有人對我說，給我錢讓我好好寫作也未必我會留下來。我想如果我不去經過這些大風大浪，或許我不會看到前方的風光，那個前方風方是必須靠是自己去尋找的，而不是別人畫給我看的，很多事情如與我對味且時間可以下，我多願意去經歷一番，此猶如修行者面對開悟的契機般。這本書的作品大多寫在我去紐約之前，小說的主角感受著自己飛翔的能力，不安，或者想依附別人等種種情節，也許也可說是我當年翅膀還沒長硬至可以飛翔時的心境折射。
Q：二十二年的寫作之路，與寫作環境的變化很大，過去與現在妳所處的環境，在前輩同輩後輩的世代之間，妳的位置是什麼？
A：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適用年紀劃分，老靈魂者比比皆是，我剛出書時也被寫老靈魂，故文學是超越年紀與年代的，年級分類只是便宜行事的一種簡便說法。我輩自九0年代以降，一路已寫二十多年，現在看來時間是頗漫長了，但以創作小說來看，卻才正要邁入「小說盛年」，是寫小說最成熟的壯年，擺脫青澀，也歷練人世種種了。說來五年級是個溫厚的世代吧，缺乏六七年級對社會反應的大膽與活潑，反觀我輩則是慢慢演化的一代，是內化的，是自省與自我觀照的，所以感覺比較溫吞緩慢，三四年級則顯傳統，我輩夾在傳統與e世代之間，早期我們的受訓是古典的，純文學的，或可說我輩的心是老成的，但面對外在卻又是開放的，在科技的競爭中，文學的田園風情或已淡漠的當代，或許有些人會耐不住這樣的狀況，加上個人本體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作品來接續生命，很可能很快就被世潮淹沒或轉彎了。但我認為創作者永遠會是創作者。駱以軍說自己寫作如「武士」，我則是「雲遊僧」：不斷地遊歷十方世界，以鍛鍊和成就自己。（常被說成波西米亞，其實那只是外表，我的內在比較接近雲遊僧）
我更用西方多元的創作概念來勉勵自己，在西方的許多創作中我們會見到他們的生命觸角多元：小說，雜記，散文，劇本，評論，詩……因為藝術非單一的，我不認為小說家就只能寫小說，如同莒哈絲，她拍電影，舞台劇，與攝影師合作出圖文書，如木心，如雕刻家野口勇等等皆然。創作者是以他生命的原型來成就自己，將創作這棵樹開枝散葉，他們的生命夠寬廣，所以創作可以走得很遠很久。比如野口勇是雕刻家，也可以是設計家，這不能說這是不務正業，相反地那是「一種自救」，有時候在創作主軸斷了謬思之路時，得為自己的創作找其他出口，以免走上憂鬱之途。讓才華可以多方折射（在不偏離主軸之下），故不應以某個類型來定位創作者，而應以作為「創作者」來定位之。有時候，只守著一個單一創作類型很容易窒息自己的創作呼吸，容易有枯竭之險。我遊於藝，但寫作永遠是創作拼圖的主圖，不寫作時，腦子其實盤旋的仍是文字。我不喜歡被單一名相定位住，不只是小說家，散文家，我希望是一個「創作者」，此即是我看待自己的方式與位置，超越寫作，但又不離寫作。
《一天兩個人》
從鄉村到城市，從本土到異鄉，從父母到兩性甚至死亡，都是當年我試圖在小說裡寫的主題。小說即使懷著揮之不去的青春哀傷與苦悶，但其底層卻是美豔絕倫的。這本書也折射出青春時期的我，那個還沒成為作家的我，當年是如何地以直覺以生猛的感知熱情，以及生活和日常困頓迷惘的掙扎與叩問……如此地，我就這樣一腳踩進了這座小說溼地。──鍾文音
〈一天兩個人〉一九九七年聯合報短篇小說獎
〈淪落的希望河〉一九九八年第一屆台北文學小說評審獎
〈怨懟街〉一九九四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
本書新增收錄三篇：〈放狗出去〉、〈十三大街〉、〈修剪歲月的女人〉。
［關於 鍾文音］ Win-Yin(Nina) Chung 淡江大學大傳系畢，曾赴紐約視覺藝術聯盟習油畫創作兩年。現專職創作，以小說和散文為主，兼擅攝影，並以繪畫修身。長年關注家族寫作、愛情等題材，並熱愛旅行。近年持續寫作不輟，已出版短篇小說集、長篇小說及散文集多部，質量兼具、創作勃發。被譽為九Ｏ年代後期崛起之優秀小說家，曾獲中國時報、聯合報等十多項全國重要文學獎（1997-2000），2002年台北文學創作年金，2003年雲林文化獎，2005年吳三連獎、第一屆林榮三短篇小說獎暨散文獎。2006年出版的長篇鉅作《豔歌行》，一出版即獲2006年中時開卷版中文創作十大好書，2008年，再入圍台北國際書展小說大獎。2010年《短歌行》、2011年《傷歌行》出版，均入圍台灣文學長篇小說金典獎。長篇小說《女島紀行》已出版英譯本，《豔歌行》、《短歌行》各獲台灣文學館補助出版英文及日文版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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