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一位德國朋友，說他的妻子為了寫女性主義的博士論文，因此下海去荷蘭阿姆斯特丹著名的紅燈區當了兩年賣春婦，將自身的經驗寫成論文，還差點因為陷入毒品的深淵而無法自拔的數年間時，我覺得這種自我實驗的方式很激烈。我整本論文前前後後翻來翻去，內容雖然深刻，但是老實說對於這個行動，我並沒有太大的感動。
約莫同時期， 我有一個在防治愛滋病感染的NGO工作的日本好友， 因為好幾年下來，一直覺得無法真的深入到需要推廣的使用者族群，所以決定自己下海成為應召女郎，讓自己每一次接觸到每一個客戶、每一個同業，都抱著必死的決心，將定期檢驗還有安全性行為的正確觀念， 用自己的肉體作為宣傳單。她說她真心喜歡當性工作者， 大於做NGO工作者，因為她終於可以做到她深信覺得重要的工作，接觸到她最需要接觸的人。她這種離經叛道的做法，卻深深感動了我。
我時常在想，這兩個人的行動，雖然這麼類似，同樣是高級知識分子因為自己的理想而去從事性工作，但是為什麼帶給我的感受，卻有如此巨大的差別。
其實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確切的答案。但是我有一個粗淺的輪廓，那個區別，應該是工作裡面「愛」的純度不一樣。
我德國朋友的妻子， 是為了寫出一份獨一無二、驚世駭俗的博士論文， 而去從事性工作。她愛的其實說來說去，還是自己。
但是我那位日本朋友， 之所以決定從事性工作， 是因為她對於在NGO推廣效果不彰覺得挫折，而決定用她心目中覺得最有效的方法，來達成工作的目標，她真正愛的是那份她決定辭去的NGO工作。她從事的性工作， 是為了防止日本風化場所普遍存在的危險性行為，是一種看得見的愛。
雖然帶給我的感受完全不同，但這兩個人都做對了一件不簡單的事，那就是她們對於自己的限制，認識得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如果不採取如此極端的手段，就無法將工作做好，無論那份工作是博士論文，或是對安全性行為的推廣。
她們顯然對於自己的適才適用，也都有相當正確的理解過程，因為就像任何專業，性工作者不是任何一個人想做就能做好的，有很多外在和內在的條件。相對來說，很多人終其一生都搞不清楚自己的能力與狀態，也未學習與成長，只覺得自己隨著年資增長，就可以得到好的工作與條件。性工作者所必須面對的現實，就絕對是一份徹底打破這個迷思的工作。
她們每天都必須想著，這份工作是否很快就會被取代？
更重要的是，面對知情與不知情者的嚴苛眼光，她們成就感的來源又是什麼？無論是博士論文的指導老師， 或是推廣安全性行為的NGO組織， 都很可能不會認同、諒解她們採取的這種極端做法。但是她們為什麼還是要堅持做到底，就算身敗名裂、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反觀我自己選擇當一個作家，這份工作的成就感來源又是什麼？我需要回答的問題，包括這份工作可不可以養活自己？多久會有一部新作品？這份工作是否可長久？還有「產量」跟「產值」之間的拉鋸戰。以日本文壇的專業作家來說，無論大牌、小牌，只要想在出版市
場立足， 當一個專業作家， 就必須要有量產的能力， 沒有能力做到這點的作家， 就會被淘汰。認為可以花三十年的時間，寫一部傳世鉅著的作家，是不會得到出版社的青睞的。
但是如果寫很多，大家都不喜歡，那又有什麼意義？
慢慢地，我看懂了。
那個曾經在柬埔寨當國際志工的Ａ，在東南亞異國的鄉間，她可以做設計，可以做兒童教學，可以上畫畫課，自己好像是號人物，她喜歡那種感覺。但是回國後A很失落，因為自己再度變得「什麼都不是」。原來Ａ跟那個為了得到博士學位而去從事性工作的德國妻子一樣，她們都不是真的愛她們所做的工作，她們只是愛上自己的獨特，因為她們害怕面對平凡的自己。一旦這個獨特消失了，這份工作就像嚼了很久的口香糖那樣褪去了滋味，突然只想找到最近的垃圾桶，可以趕快丟棄，然後重新上路。
反觀日本NGO離職的朋友， 雖然她沒有NGO工作者的職稱跟身分， 但她卻因此找到了可以完成工作的獨特方式， 因此她非常愛這份工作， 她的另一半也全心全力支持她的決定。
就好像住在屏東的印尼外籍配偶朋友阿妮，她原本在機構擔任社工員，因身心俱疲罹患憂鬱症而離職，最近她卻成功走出憂鬱症。在告訴我這個好消息的同時，告訴我她最近的新體悟：
「原來我的工作可以看見愛！」阿妮有一天很興奮地傳私訊給我，「以前在社福機構，覺得我幫助外勞跟其他外配朋友，是一份任務。為了要寫報告，所以必須要做，報告要寫長一點的話， 就要多做一點。但是自從離開機構以後， 才漸漸發現， 我真的在做幫助人的工作。」
同一天稍早，我注意到阿妮的臉書動態寫著：
「今天星期天，約好跟曾經服務過他們的移工朋友見面。他們說要去海邊，身為姐姐的我，就帶著他們去旗津走走。」
同時上傳的，還有十六張照片，照片中的印尼移工們，有人滑手機，有人吃烤魷魚，有人特地穿得很帥， 有人擺很帥的pose， 但是大多數相片中的他們， 還是在滑手機。阿妮似乎毫不在意，每張照片裡，她都是笑得最開懷的那個人。
沒有在機構擔任正式社工職務的阿妮，露出久未出現的爽朗笑容說：「我現在很清楚我的身分，我陪伴在印尼移工朋友的身邊，我是他們在台灣的姐姐。」
我一點都沒有懷疑，失業中的阿妮，已經找到了世界上最棒的工作。因為那不只是一份名符其實的國際工作，同時更是一份看得見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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