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病

同樣兩天，晚上十點，走出影院。
台北溫度，十九度，卻讓人渾身發抖。
每心跳一回就顫抖一次，談話的聲音都變大聲了，好像要壓抑無間的顫抖。
是因為劇情？還是因為溫度？

一部是金基德的「聖殤」，一部是姜利官的「少年犯」。
一部濃烈哭喊，一部默默撞擊。

看「聖殤」之前，知道導演的風格，絶對是，不但要挑戰你的道德標準，更要顛覆你的觀看經驗。所以你的精神會呈現一種備戰狀態，好吧，放馬過來，作為導演的粉絲，已經沒有在怕的了。

但導演還是將你一軍。

一開場，就殘酷到譲你隻手掩面。
接著是一連串逼迫的絕望，每一次都讓人在心底呼喊，啊！這是人嗎？怎麼會？
因為肢解的力道，讓你來不及掉淚，卻渾身發抖，想要爆叫，該死的影院冷氣，可不可以關小一點？

聖母抱著聖子，「她並不哀怨，悲憤或激烈，只是默默地以寛恕，容忍或憐憫。」
這是米開朗基羅的的「聖殤」。
而金基德的「聖殤」，聖母落淚，哭喊，一步步用撕裂的疼痛來執行復仇。

相較於「聖殤」的殘酷美學，姜利官的「少年犯」默默的，反覆的無奈，同樣讓人心生顫抖。

那母親明明臉上在笑，可是其實已經走投無路，被逼到牆角了；那少年只是淡淡的，靜靜的懇求，老師們，感化官們，社會的眼光能不能原諒我一次？母親謊言連篇，少年句句誠實，但兩人的處境卻同樣悲傷無奈。

我又稍稍明白黃碧雲在新書《烈佬傳》(大田12月出版)裡，描寫烈佬周未難，十來歲，一次又一次入去監所的處境，觀看「少年犯」，就像讀小說般，好像什麼都沒發生，又什麼都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