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成為了中文作家
──二○一五年七月十九日，香港書展演講稿
(摘錄)
我當初怎麼也沒想到，自己這輩子會寫這麼多中文書的；畢竟我是日本人，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又全是日本人。在我長大的環境裡，家裡、周圍都沒有人講中國話，更不用說看中文書、寫中文書了。這（照片一）是一九九五年，整整二十年以前，我出的第一本中文書，是在香港出版的。也就是說，我的中文寫作生涯，其實是從香港這個地方開始。
來香港書展演講，我是去年第一次收到的邀請。可是，去年各方面都無法調整，沒能來。今年，又收到香港來的電郵，寫著這次的總主題是：從香港閱讀世界，一讀鍾情。我覺得特別巧。因為我自己年輕的時候，曾有過「從香港閱讀世界」的親身經驗。至於「一讀鍾情」，更不止一次了，好像有過三、四次的「一讀鍾情」促使我用中文寫作。所以，這次，我怎麼也要來講講自己的：從香港閱讀世界，一讀鍾情。
我是土生土長的東京人，一九八一年上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才開始學中文。中文是我的第二外語。當年在日本，每個大學生除了英語以外，都還得學一門外語。在我們早大政治經濟學系，第二外語的選擇有：德語、法語、俄語和漢語。大多數學生，要麼選修德語或者選修法語。畢竟，自從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是一直向西方學現代化的；民法學法國的，刑法學德國的。另外，法國有沙特、卡繆，德國則有湯瑪斯‧曼、赫曼‧赫塞，因此上大學讀法語、德語，對日本學生來說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的選擇。俄語呢，就是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語言了，而二十世紀日本的社會科學，在很多方面都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所以，大學的社會學科也一定教俄語。
結果，政治經濟學系一年級的學生，分成三十個外語班，其中漢語班只有兩個，一百名學生而已。而在那一百個學生裡面，我偏偏是唯一的女學生，百分之一。這麼一來，老師每次進教室來，都很自然地找找我在不在。班上唯一的女學生是沒辦法曠課，也沒辦法偷偷睡著的。所以，雖然是一個星期只有兩堂課的第二外語，我非得認真學習不可了。
好在我跟漢語普通話， 顯然很有緣分， 從第一次上課開始，我對它很有好感，非常喜歡。最初，我主要覺得有聲調的語言很好玩，聽起來悅耳，說起來又跟唱歌一樣令人高興。可以說，我發現學中文帶來感官上的快樂。那是第一次的「一讀鍾情」，或者說「豔遇」吧。
……
常有人問我： 一個日本人， 為什麼用中文寫作？ 我最初說，寫文章就是寫文章，人家要我用日文，我就用日文寫；人家要我用英文，我就用英文寫；人家要我用中文，我就用中文寫罷了。但從市場的角度來看，當初一九八○、九○年代，用中文寫作的日本人少到幾乎沒有，所以我用中文寫，需求反而最多。另外，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說，中文是外語，寫起來，不可能像母語那樣流暢快速。反之，需要去找一個接一個合適的詞串下去，猶如串珠鍊，猶如寫詩歌一樣。那感覺，給我帶來創作的樂趣，乃寫日文時感覺不到的。
從一九八七年底到九四年初， 我居住於加拿大多倫多。當時那裡共有五個唐人街，有講台山話的老華僑，從香港、台灣去的新移民，也有從中國來的留學生。他們彼此間，背景不一樣，政治上的認同、說話的口音也各有各的，但是大家吃的都是中國菜，於是都到唐人街買菜，而且順便買中文報紙、雜誌。報紙的話，他們買北美刊行的中文報，因為新聞講新鮮。雜誌呢，則要買香港出版的了。好比是東京的馬來西亞華人買香港雜誌一樣，北美的中國人、華人都看香港雜誌取得關於中國政治經濟等等的信息。香港報刊的讀者，在南洋、在日本不在話下，遠在北美、歐洲、澳洲、紐西蘭都有，當年簡直分布於全球，因為全球每個地方都有中國人、華人看中文雜誌。
一九九○年代初，我在加拿大每個月寫一篇中文文章，寄到香港去發表。神奇的是，我最初用航空信件郵寄過去，後來用傳真發過去的文章，兩、三個星期以後登在香港出版的雜誌上，再過幾天，不僅我本人在多倫多公寓的信箱裡收到，而且在唐人街的書店都出售了。當時在多倫多大學、約克大學的留學生宿舍裡，一份香港雜誌在好幾十個中國留學生、華人留學生之間傳閱。結果，我在多倫多唐人街，不知幾次遇到過專欄的讀者，是因為我的名字有點特別，很容易被別人發現所致。
另外，香港編輯部轉來的讀者來信，有匈牙利布達佩斯的漢學家寄來的，也有東馬婆羅洲，熱帶雨林裡的華人橡膠園主寄來的。通過一份香港月刊上的小專欄，我說，在世界很多國家都擁有了讀者，可是一點也不誇張。一九九○年代末，網際網路普及之前，那可是一件非常不簡單的事情。而對一個寫作者來說，直接聽到讀者的反應是無比大的回報。我對中文寫作逐漸上癮，戒不掉，恐怕最大的原因是這一點：到處都有讀者。
我離開加拿大以後， 從一九九四年四月到九七年七月，在殖民統治末期的香港居住了三年三個月。在那段時間裡，我除了給日本媒體寫稿件之外，還替《星島日報》、《信報》、《明報》、《蘋果日報》等等香港報紙， 寫過專欄。在全世界，當年香港無疑是報紙種類最多的城市，而且每份報紙每天刊登好多個專欄，所以香港也應該是全世界專欄作家最多的地方了。住在香港的一九九五年，我出了第一本中文書。記得當時有個香港作家告訴我說：香港作家協會的入會資格是，至少出過兩本書，因為在這裡，出過一本書的舞女、吧女特別多。
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總之我至今都印象深刻。
一九九七年七月香港回歸中國，同一個月我也回到日本去了。這之後的六、七年時間，我大體上為台灣報紙、雜誌寫中文文章。最初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上寫了前後三年的〈三少四壯集〉，後來也在《中央日報》、《自由時報》、《國語日報》、《聯合報》以及多份雜誌上寫過專欄。並且從社刊行散文集。由於歷史因素， 台灣讀者對日本事物很有興趣， 而且對日本事物有興趣的台灣讀者又非常多。日本時代過來的老年人有懷舊的心情。戰後長大的一代，則對父母、祖父母時代的台灣抱有很強烈的好奇心，恐怕是因為他們曾經被禁止知道日治時期的歷史。例如電影《海角七號》的魏德聖導演，我跟他對談以後才真正明白：他對日本的興趣其實完全來自他對台灣歷史的興趣。我二○一○年出了一本台灣專書《臺灣為何教我哭？》，是獻給魏德聖導演的。
(演講稿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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