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憊與希望-《到處存在的場所到處不存在的我》
 
張蕙菁
 
車票被吸進地鐵站收票機時,會發出嗖的聲音吧。自動門開啟的時候呢?早上醒來聽見的第一個聲響(是來自腦中的,還是外界的),坐在咖啡店裡時從隔壁桌傳來、穿著鱷魚牌polo衫中年人的談話內容呢?許許多多,不停下來注視或傾聽,就在下一秒鐘怎麼也回想不起的,那些瑣碎的感官訊號。日常生活不正是由這些微末的聲音,影像,資訊所構成的嗎?許多人從身邊走過了,你並不記得他們的臉。只要稍微換個角度想,就知道自己也是,那樣全然不被看見地從他人身邊走過。
 
一個下午我在捷運站裡看見一個女孩對著手機氣憤地吼叫,暴露外顯的情緒使她從漠然走過的人流裡被排除開來。她真是完全控制不住啊。沉默之河裡一座不斷發出噪音的孤島。她好像是在尖叫。但稍微走遠幾步,她的聲音就被這捷運站裡更多更恆定無機質的音響(電車進站前的警示音,電扶梯運轉的聲音)給掩蓋了。
 
村上龍新的短篇小說集《到處存在的場所,到處不在的我》裡,描述一段在餐館裡錄下來的聲音。從談話的聲音可以判斷有幾個人,從筷子或湯匙碰觸盤碟的聲音可以判斷菜餚的數量…。那是一辨認與還原的過程,需要細膩地解讀,然後重建為發生的場所。單靠聲音線索重建現場聽起來很複雜,因為吃飯這我們每天進行的行為,其實本身就是複雜的(夾菜,咀嚼,交換眼神,說適當得體的話,或說不適當得體的話然後挨白眼…),我們每天毫不思考地進行著這麼複雜的機轉,不以為意。反而是一旦做不到,就像是小說中參加婚宴的怜,「覺得自己很奇怪,為什麼會不善於應付這種場合呢?」落單了似的,自我清算著哪裡做錯了。文明社會的場所可以具有這麼專制的力量,使融不進節拍的人,在光潔的秩序裡自慚形穢。
 
所以大家才在不知不覺間都累了吧。一種巨大的疲憊,充斥在村上龍這本短篇小說集。類似那種無機的背景聲音,掩蓋了任何在背景前發出點什麼聲響的企圖。既是社會集體的疲憊,也是小說家自己的疲憊。當溝通變得艱難,人們失去再嘗試一次的力氣,疲憊遂變成所有人唯一共有的經驗。已經無話可說的戀人們、父親與兒子、歐吉桑與女高校生、應召女郎與客人,他們之間共同的情感就是疲憊。在其中疏離的人們終於弔軌地有了共同點。
 
我想這本小說裡寫的,就是這許多被疲憊包裹的人。他們被切分,隔離在各種瑣碎的場所裡。由於浸泡在共同的疲憊之中,才有了一點點互相了解的機會。
 
伊比鳩魯認為人之所以有許多焦慮與不安,「疾病的根源是在容器本身」,也就是人自己身上。但是場所作為裝載人的容器,卻也加劇著疾病的症狀。村上龍筆下的角色們,都有他們被社會賦予的場所,卻懷抱著不被場所容器接納的夢想。即將結婚的女孩為自己想畫畫,想去梵谷居住過的城市旅行而不安。三十三歲離了婚從事特種行業的女性,覺得自己不適合想去為被地雷炸傷的人們製作義肢。上班族女子本該和公司同事或朋友一起歡度耶誕夜,卻想念著有婦之夫情人而去了陌生人的派對。
 
當夢想(好昂貴的字眼啊!)扞格著被指派的角色,個人怎樣才有足夠的勇氣,挺身抗拒場所呢?當前台燈光、都已經就位,演員要怎樣才能走到舞台中央,無視於那些等著他接下一句台詞的同台者,面向一屋子驚愕的觀眾說:「不,今天要演的戲不是這樣,我要重來。」還是,我們感覺自己在配合場所的扮演裡,耗盡了力量,以致於選擇繼續、無盡地,將這台不知由誰導演的戲演下去了。
 
書中的一個角色,對一向施加著規範的父母親,不無憐憫地這樣評價道:「由於一直待在家裡待在百貨公司待在學校,才會完全不知道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發生了什麼事。」原來那些規範我們的人,他們自身也是場所專制力量的受害者。他們並不比我們更了解世界的構成,並不比我們有更多的希望,更少的絕望。他們試圖教導我們的真理,其實只是他們在自己被制約的、狹隘窄迫的場所裡嚐到的那麼一點點,世界的滋味。但那並不表示我們贏了,只是大家(包括我們自己)都在場所面前一敗塗地地輸了。認識到場所的專制,想要超越場所(哪怕只是一小步),是這些平凡的角色,幾乎要變得不平凡的一刻。
          
村上龍在後記裡說道:他想將希望寫進小說裡。我想原來,當這位小說家摹寫森冷的世界時,他其實是期待著療癒的。他其實是位疲憊的小說家了。只是我們依然在文字中感覺到他試圖傳導的體熱。他還沒放棄希望。


本文摘自《到處存在的場所
到處不存在的我》(台灣大田版)推薦序



張惠菁,作品曾獲中央日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時報文學獎。出版《流浪在海綿城市》(新新聞)、《惡寒》(聯經)、大田出版《末日早晨》、《閉上眼睛數到十》《活得像一句廢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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