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代東京人－編輯病

新井一二三◎文

日本沒有上海之對於北京，洛杉磯之對於紐約，

從頭到尾只有一個東京，

使得這座城市的「概念化」特別嚴重……

我是一九六二年在東京出生的。戶口簿上寫的出生地點是澀谷區紅十字會醫院，算是東京較好的醫院之一。比我大兩歲的哥哥也在同一個地方出生。聽說，奶奶當初對兒媳婦的決定頗有意見；畢竟她自己的九個孩子都在家裡生下的，何必花這麼多錢到醫院生小孩？說家裡，其實是整天都有很多人來來去去的壽司店後面。母親屬於戰後受民主教育長大的一代，絕不肯服從婆婆的命令。多年以後，她還對我訴苦道：「剛懷孕的時候，你奶奶叫助產士來診察過我。就是跟鋪子只隔一張紙門的地方，又沒辦法鎖住，隨時會有人拉開門進來。當時，店裡雇用好幾個夥計、徒弟，全是年輕小伙子。我怎麼受得了他們好奇的眼光？」

看統計，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呱呱落地的孩子當中，在醫院出生的只有十八％，到了六五年竟增加到八十四％：分歧點是六○年，即皇孫德仁親王出生的一年，從此以後在醫院出生的嬰兒永遠超過五十%（直到二十世紀末，才出現一些人批判在醫院分娩造成母子之間的心理鴻溝，並主張恢復家庭分娩）。同年，謝國權醫生（台南詩人竹軒謝溪秋三男）寫的《性生活之智慧》問世，用照片介紹做愛姿勢的書轟動全日本，成了總發行量達三百萬本的超級暢銷書。當時，他就在紅十字會醫院當產科主任，我是由他接生的。可見母親多麼會趕時髦！奶奶一個人無法擋住時代潮流的勢頭，最後只好讓步。但是，婆媳矛盾日趨激化。我懂事的時候，父母早已從壽司店搬出來，在新宿區神田川邊只有一間房的木造平屋，獨立經營小家庭了。

我平生第一個記憶是六四年十月十日開幕的東京奧運會。雖然當時我才兩歲半，但還是對全體社會極其興奮的氣氛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父母不知從哪裡弄來了一挺用來發出競賽開始信號聲的手槍，成了我和哥哥整個童年時代的頭號寶物。東京奧運會是戰後日本頭一次舉辦的國際級節目，全國上下齊心祝賀的狀況，跟三十多年後長野冬奧時多數人漠不關心的世情截然不一樣。為了迎接國外遊客，東京、大阪兩大城市之間開通了東海道新幹線。在東京中心區，則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網第一工程。跟日本多數家庭一樣，我家也為了觀看奧運會直播而買了第一部電視機——黑白的樂聲牌（Panasonic）

現在很多人都說：在奧運會以前和以後，東京的景觀徹底改變了。如今回顧「美好昨日」的文章，一般也就講到奧運會前夕，六○年左右的日子，例如漫畫改編的走紅電影「ALWAYS三丁目的夕陽」。他們傳達出：直到五○年代末，東京市內還處處看得見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風鈴、煤炭爐、和服、榻榻米。但是，奧運會一來，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時候，家裡每年增添新的電器、生活用品，如：電話、雙門冰箱、彩電、熱水器、空調、立體聲音響組合、微波爐。關起門來開冷氣，在榻榻米上鋪化纖地毯，放西式家具，穿著牛仔褲看美國連續劇，或聽英國搖滾樂，大家都覺得很先進、好酷，卻甚少有人介意傳統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時遭破壞。戰後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趕快富起來過跟美國人一樣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反而顯得陳舊落後。之前嚴禁孩子們站著吃東西的父母，後來鼓勵我們邊走路邊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漢堡包；因為整個社會認為學美國人就不會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