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一位德國朋友,說他的妻子為了寫女性主義的博士論文,因此下海去荷蘭阿姆斯特丹著名的紅燈區當了兩年賣春婦,將自身的經驗寫成論文,還差點因為陷入毒品的深淵而無法自拔的數年間時,我覺得這種自我實驗的方式很激烈。我整本論文前前後後翻來翻去,內容雖然深刻,但是老實說對於這個行動,我並沒有太大的感動。
約莫同時期, 我有一個在防治愛滋病感染的NGO工作的日本好友, 因為好幾年下來,一直覺得無法真的深入到需要推廣的使用者族群,所以決定自己下海成為應召女郎,讓自己每一次接觸到每一個客戶、每一個同業,都抱著必死的決心,將定期檢驗還有安全性行為的正確觀念, 用自己的肉體作為宣傳單。她說她真心喜歡當性工作者, 大於做NGO工作者,因為她終於可以做到她深信覺得重要的工作,接觸到她最需要接觸的人。她這種離經叛道的做法,卻深深感動了我。
我時常在想,這兩個人的行動,雖然這麼類似,同樣是高級知識分子因為自己的理想而去從事性工作,但是為什麼帶給我的感受,卻有如此巨大的差別。
其實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確切的答案。但是我有一個粗淺的輪廓,那個區別,應該是工作裡面「愛」的純度不一樣。
我德國朋友的妻子, 是為了寫出一份獨一無二、驚世駭俗的博士論文, 而去從事性工作。她愛的其實說來說去,還是自己。
但是我那位日本朋友, 之所以決定從事性工作, 是因為她對於在NGO推廣效果不彰覺得挫折,而決定用她心目中覺得最有效的方法,來達成工作的目標,她真正愛的是那份她決定辭去的NGO工作。她從事的性工作, 是為了防止日本風化場所普遍存在的危險性行為,是一種看得見的愛。
雖然帶給我的感受完全不同,但這兩個人都做對了一件不簡單的事,那就是她們對於自己的限制,認識得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如果不採取如此極端的手段,就無法將工作做好,無論那份工作是博士論文,或是對安全性行為的推廣。
她們顯然對於自己的適才適用,也都有相當正確的理解過程,因為就像任何專業,性工作者不是任何一個人想做就能做好的,有很多外在和內在的條件。相對來說,很多人終其一生都搞不清楚自己的能力與狀態,也未學習與成長,只覺得自己隨著年資增長,就可以得到好的工作與條件。性工作者所必須面對的現實,就絕對是一份徹底打破這個迷思的工作。
她們每天都必須想著,這份工作是否很快就會被取代?
更重要的是,面對知情與不知情者的嚴苛眼光,她們成就感的來源又是什麼?無論是博士論文的指導老師, 或是推廣安全性行為的NGO組織, 都很可能不會認同、諒解她們採取的這種極端做法。但是她們為什麼還是要堅持做到底,就算身敗名裂、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反觀我自己選擇當一個作家,這份工作的成就感來源又是什麼?我需要回答的問題,包括這份工作可不可以養活自己?多久會有一部新作品?這份工作是否可長久?還有「產量」跟「產值」之間的拉鋸戰。以日本文壇的專業作家來說,無論大牌、小牌,只要想在出版市
場立足, 當一個專業作家, 就必須要有量產的能力, 沒有能力做到這點的作家, 就會被淘汰。認為可以花三十年的時間,寫一部傳世鉅著的作家,是不會得到出版社的青睞的。
但是如果寫很多,大家都不喜歡,那又有什麼意義?
慢慢地,我看懂了。
那個曾經在柬埔寨當國際志工的A,在東南亞異國的鄉間,她可以做設計,可以做兒童教學,可以上畫畫課,自己好像是號人物,她喜歡那種感覺。但是回國後A很失落,因為自己再度變得「什麼都不是」。原來A跟那個為了得到博士學位而去從事性工作的德國妻子一樣,她們都不是真的愛她們所做的工作,她們只是愛上自己的獨特,因為她們害怕面對平凡的自己。一旦這個獨特消失了,這份工作就像嚼了很久的口香糖那樣褪去了滋味,突然只想找到最近的垃圾桶,可以趕快丟棄,然後重新上路。
反觀日本NGO離職的朋友, 雖然她沒有NGO工作者的職稱跟身分, 但她卻因此找到了可以完成工作的獨特方式, 因此她非常愛這份工作, 她的另一半也全心全力支持她的決定。
就好像住在屏東的印尼外籍配偶朋友阿妮,她原本在機構擔任社工員,因身心俱疲罹患憂鬱症而離職,最近她卻成功走出憂鬱症。在告訴我這個好消息的同時,告訴我她最近的新體悟:
「原來我的工作可以看見愛!」阿妮有一天很興奮地傳私訊給我,「以前在社福機構,覺得我幫助外勞跟其他外配朋友,是一份任務。為了要寫報告,所以必須要做,報告要寫長一點的話, 就要多做一點。但是自從離開機構以後, 才漸漸發現, 我真的在做幫助人的工作。」
同一天稍早,我注意到阿妮的臉書動態寫著:
「今天星期天,約好跟曾經服務過他們的移工朋友見面。他們說要去海邊,身為姐姐的我,就帶著他們去旗津走走。」
同時上傳的,還有十六張照片,照片中的印尼移工們,有人滑手機,有人吃烤魷魚,有人特地穿得很帥, 有人擺很帥的pose, 但是大多數相片中的他們, 還是在滑手機。阿妮似乎毫不在意,每張照片裡,她都是笑得最開懷的那個人。
沒有在機構擔任正式社工職務的阿妮,露出久未出現的爽朗笑容說:「我現在很清楚我的身分,我陪伴在印尼移工朋友的身邊,我是他們在台灣的姐姐。」
我一點都沒有懷疑,失業中的阿妮,已經找到了世界上最棒的工作。因為那不只是一份名符其實的國際工作,同時更是一份看得見愛的工作。
本文摘自《1份工作11種視野:改變你未來命運的絕對工作術》